21世纪以来，中共纪念史研究逐步兴起，不仅扩充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原有格局，为其注入一股崭新的竞争性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甚至冲击了传统的“单向度史学知识生产的思维模式”，为中共历史面相的多元化叙事提供了可能。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兴盛，无论对于中共党史学术研究，还是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抑或当下纪念活动的开展，都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过，随着研究程度的深入，中共纪念史研究遭遇一定困境，显露出某些欠缺，引来一些质疑或批判之声。开展学术自省，思虑弥补欠缺之道，回应质疑或批判，既是中共纪念史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中共纪念史研究进一步凸显资政价值的现实需要，更是此领域研究者应尽的学术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纪念日在党和国家建设中的独特价值，出席不同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外交周年等纪念活动提出诸多新思想和新内涵。习近平纪念讲话既表达了党和国家赋予纪念日及其纪念活动的政治追求和时代内涵，为中共纪念史研究提供了一手的文本史料，还为研究者指明了摆脱研究困境的基本遵循和路径线索，具有极强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意义。因此，党史研究者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纪念讲话，感悟其中的要义精髓，不断延展研究视野，扩充叙事方式，更新诠释理论，书写带有中国理论色彩的符合纪念活动本身特征的中共纪念史，或为中共纪念史研究的进阶之道。
一、“大历史观”：中共纪念史研究的视野拓展
当前，中共纪念史研究方兴未艾，成果丰硕，诸如话语理论、符号理论、仪式理论等学术理论构成了阐释中共纪念史的基本理论底蕴，使得繁复的纪念活动有了结构性分析、诠释性意义和功能性价值，故而不能否认这些理论工具对于中共纪念史研究成长的意义。显然，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若要探寻中国共产党围绕纪念活动所要追求的政治信仰、目标意图和价值功能，便不能不考虑中共纪念行为产生、操作、场景以及与此关联密切的诸多历史事项，面临的最大难题便是如何提供一个合理性的理论阐释，因而迫切需要寻求话语、符号、仪式、象征等理论阐释工具的帮助，以期解读出一个恰当的阐释框架。应该说，这样的理论阐释在一定程度上窥探到了中共纪念政治的目标意图和价值功能，展现了纪念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奋斗史脉络中的历史样貌和基本形态，为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助推力。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学术理论本身带有相对固定的分析框架和表达方式，难免给予中共纪念史一种强烈的预设性，以此开展的合理性推演和想象性阐释似乎早有定论，使研究成果缺乏历史感，难以完整还原纪念场景。当然，最为严重的一大问题就是限制了研究视野，研究者只是单一地聚焦和细察某个纪念事项，相对忽略了其他纪念事项以及影响纪念活动诸因素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割裂了纪念事项或事物之间的联系性，所得到的认识可能已经偏离或违背了中共纪念史的史事本身，从而危及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健康成长。因此，能否拓展研究视野，建立围绕纪念日诸多事项的联系性，就影响到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发展程度，而习近平纪念讲话给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宽广的研究视野。
细察习近平纪念讲话，他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外交周年等纪念日的认识、理解和评价，特别强调在长远的政治思想、经济结构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观察历史脉动、凝练历史正题，特别强调从古今中外的比较中发现和揭示历史问题，特别强调运用联系而非孤立的方法进行合理判断，处处体现出“大历史观”的地位和功能。比如，习近平“五四”纪念讲话将五四运动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中，重点呈现纪念活动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关系。习近平改革开放庆祝讲话将改革开放这一事件置放于中华民族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进程中加以评价。习近平关于抗战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讲话更是将两大历史事件置于人类发展史的进程中加以解读。可见，“大历史观”是一种非常广阔的研究视野，警示研究者不能只是局限于纪念日的历史叙事、纪念活动的功能表达等层面，而是应该从更高更大的宏观视野中去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共纪念史。
研究者一旦深信和运用“大历史观”，其研究视野就会得到拓展，便会不再纠结于某个纪念事项，开始意识到中共纪念史的生成与演进具有宏大而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社会底蕴。因而，研究中共纪念史要将其置身于中华文明发展史，考察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共纪念政治的启示，透析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纪念政治的传承和创新，揭示中共纪念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比如，仪式理论在西方运用得颇为娴熟，催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之相比，源于本土的仪式理论并不完善，但这并非表明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纪念仪式或者轻视纪念仪式。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并不缺少纪念仪式，诸如祭祀孔子、祈福先辈等纪念仪式就十分盛行。那么，传统中国社会的纪念仪式与逐渐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共纪念仪式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对于中共纪念仪式的阐释究竟应该从传统中国社会纪念仪式中找寻线索，还是应该拿来一系列相关理论直接套用？答案不言自明。换言之，倘要解读好中共纪念仪式，研究者就不得不追寻其历史或文化源头，寻求各种仪式事项之间的联系，如此一来，研究视野得以拓展，研究内容亦足够稳健。
再则，“大历史观”能够推动研究者将纪念史置身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历史进程之中，考察近代中国纪念政治、政治发展形势对于中共纪念活动的影响，分析中共对其他政治力量纪念政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纪念政治在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开展斗争过程中的作用，从中探寻纪念日对于中共发展的重要使命和特殊意义。比如，“五四”纪念日是中国共产党为纪念五四运动而设立，理应在纪念日谱系中具有稳定的地位。然而，从设立过程来看，“五四”纪念日起初只是聚焦于事件本身，其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并未得到足够注意，建党之初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只有一篇介绍五四运动的起因和影响的文章或是一个印证。及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种纪念状况也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不仅在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上难觅踪迹，而且作为历史事件本身的五四运动也少被提及。不过，“五四”纪念状况在全面抗战时期发生根本变化，五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价值备受重视，“5月4日”被确立为“中国青年节”，还被赋予更多意涵。毛泽东为庆祝首届中国青年节撰写了两篇纪念文章，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并将其纳入中共革命进程中加以阐释，视为革命生涯的历史起点，从而构建了一个崭新的解释体系。这种政治意涵的产生最终帮助“五四”纪念日奠定了在中共纪念日谱系中的政治地位。可见，“五四”纪念日经历了一个先抑后扬的演进轨迹，这种轨迹形成的关键因素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因应所处政治环境变化而产生相应政治认识的结果。研究者倘要考察“五四”纪念活动，便不能忽略这个因应变化。
进一步来看，具有“大历史观”的研究者能够将研究视野放得更宽广，将中共纪念史置身于世界近现代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中，考察国际因素对于中共纪念政治的影响，分析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政治协调国际关系的话语表达，向世界阐明中国共产党形象、中国形象。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比如，习近平孔子诞辰纪念讲话将儒家思想置放于人类文明历史脉络中加以解释，便彰显了这种宏大视野及其功能。
显然，“大历史观”的研究视野让研究者在解读中共纪念史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其历史渊源、文化根基和外部环境，要重视察其生成源流、寻其内部根脉、探其外部气候，勾勒与呈现历史轨迹和成长环境，更好地揭示和呈现注入到纪念日及其纪念活动中的隐含历史因素。统摄如此广阔的研究视野，研究者还需要掌握和运用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话语，而习近平纪念讲话所展示出来的“民族复兴”话语实为理想选择，这或许也是深化中共纪念史理论阐释的基本遵循。
简而言之，“民族复兴”话语植根于中华文明，立足于中国实际，讲究的是民族文脉的连续性和传承性，追求的是更为长远的理论阐释，注重的是从中国自身理论和话语体系出发解读中国，是与大历史观相统一的。比如，对于新中国70多年奋斗实践的解读和认识，便不只是聚焦历史性成就展示、政治形象塑造等问题，而是深挖蕴藏其中的内在逻辑，着力解读“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对于研究者而言，“民族复兴”话语的运用，其实是将中共纪念史与中华文明发展史链接起来，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关联起来，以此构建一个整体史的审视、解读和阐释体系。因而，中共纪念史研究应该在“民族复兴”话语下寻求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的时代内涵和重要意义，以及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共政治文化、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深度挖掘纪念讲话文本的思想逻辑、理论逻辑，注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与当前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内在逻辑。研究者倘能较好地呈现这种视野、关系和逻辑，势必大大深化中共纪念史研究的理论底蕴，可能还会创造出基于中国理论的阐释体系。
二、“民众故事”：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叙事扩充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纪念史叙事的主角。习近平纪念讲话十分注重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既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并走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之路的奋斗史，还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贡献，等等。在中共纪念史研究中，研究者也应以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为旨归，尽力展示中国共产党的主角地位，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这既是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叙事核心，也是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正因如此，研究者需要注意摆脱单纯追寻中共纪念行为中的政治目标、话语意图和功能诉求的喜好，摆脱套用固定的分析结构和叙事话语拆解纪念要素的路径，摆脱流连某个纪念日、某场纪念活动、某种纪念文本和某件纪念事项的描绘性思路，避免似乎只能书写一个精于政治设计的“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叙事尴尬。
换言之，若欲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叙事内容就要有层次性和富足感，首先要细致地发掘纪念日与中国共产党所处政治形势、执政目标和战略任务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不只是政治意图的宣传和传播、政治形象的建构和塑造、政治功能的表达和谋求。比如，如果只是聚焦于革命战争时期的话，辛亥革命纪念日在中共纪念史中并不处于一种稳定的纪念状态，除却年度纪念主题的变化，其最大变化是随着中国共产党所处政治局势起伏不定：时而是具有中华民国国庆意义的“双十节”，处于纪念政治的中心；时而是只有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意义的纪念日，处于纪念政治的边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辛亥革命纪念日作为历史事件纪念的政治意义才稳定下来。可见，革命战争时期辛亥革命纪念日的阶段性意涵较为明显，但是这种意涵的研究阐释大多体现为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战时需求的政治设计，虽然或多或少地揭示了纪念状态史事，但是也只能成为揭示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历史注脚。不过，倘将辛亥革命纪念日置于“大历史观”视野下，与“民族复兴”话语相连，便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一内在特质。这种特质的研究和解读，既让辛亥革命纪念日展示出阶段性纪念活动的政治意涵，又可以表达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得以连续性纪念的独有气质，还能看到纪念日与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
更多的时候，集中书写“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叙事方式促使研究者将焦点放在党的身上，往往会忽略社会民众，以致“民众故事”的单薄或缺失，即使偶有涉及，也只是作为辅助角色或效能评估的在场，这不仅让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叙事缺乏历史厚度，而且在无形之中限制了中共纪念史研究的边界。一般而言，作为不同于日常的特殊时间，属于政治力量的纪念日一旦溢出政治流向社会，便不再是政治力量的专属时刻，而成为社会的共有时间，这当然也是政治力量的理想追求。在中共纪念史的史事图景中，大多数纪念日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属时间，还是属于民众的社会时间，这意味着研究者既要呈现作为主角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故事”，还要描述社会生活中的“民众故事”。因而，研究者要进一步延展中共纪念史的叙事对象，真正将“民众故事”纳入中共纪念史的叙事。这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学术自省，实则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根本动力这一历史哲学观念的客观反映。
习近平纪念讲话处处体现“人民至上”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强调社会民众在文明创造、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中的作用。比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等等。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将“人民至上”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场观点方法的首条原则，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因而，研究者在中共纪念史研究中也要讲好“民众故事”，增强社会民众在中共纪念史中的态度情感、行为规范和价值追求的叙事力度，这可能是扩充中共纪念史研究内容以及增强叙事层次感、丰富性和厚重感的方向。在这里，笔者以“七一”纪念为例作一说明。
众所周知，“七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段时间以来，党史研究者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七一”纪念，致力于讲好其中的“中国共产党故事”，普遍采用的叙事方式是在描述“七一”纪念的因由、方式和场景的基础上，分析讨论纪念意义，书写出以“中国共产党故事”为叙事重心的“七一”纪念史，提供了一个从“七一”纪念观察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历程的理想视角，研究意义颇大。可是，如果审视新中国成立前“七一”纪念基本状况的话，可以明显看到“七一”纪念日并非中国共产党的专属。从纪念活动初期开始，党便寄托了足够多的社会期望，希冀“七一”纪念日能够成为社会民众接受和认可的节庆时刻。这样的政治期望确实也没有落空，从抗战后期开始，伴随着政治形势好转以及经济生活条件改善，社会民众对“七一”纪念日有了自己的认识和庆祝方式，既重视庆祝“七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还在“过生日想到报娘恩，过‘七一’记住报共产党的恩”的心理情绪中选择向共产党拜寿的行动。
1945年“七一”，苏北涟东居兴村民众组织纪念活动，给“共产党做生日”，上午开纪念大会，中午吃大会餐，下午搞文娱比赛。这样朴素的民众行为表达并不在少数，且在土地改革等各项政策落地生根所带来的心理认同中愈发成长，促使“七一”纪念在乡村社会中逐渐扩散开来。1946年“七一”，偏关民众在“人民政党 万寿无疆”的情感意识中组织了一场热烈的庆祝会。涉县东豆庄、西后等村民众以“组织锄苗竞赛、加紧劳动生产、争做劳动模范”的纪念形式感恩共产党，长治、和顺、武安、豫北等新解放区民众则以给毛泽东写信的形式表达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1947年“七一”，涉县八区民众开展立功运动“给党做寿”。晋城城关民众则组织了盛大的“祝寿”集会，身穿新衣，抬着大寿桃、寿面和各式各样礼物，高举毛泽东像，分头登台给共产党拜寿，鼓乐喧天，场面热烈。1948年“七一”，临县窑坪墕、李家塔两行政村22个自然村全体农民抱着“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给共产党拜寿”的心理认识，放下“农忙”也要组织和参加纪念活动。
由上可见，“七一”纪念日逐步溢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范畴，发展成为社会民众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节日，且这种表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变得愈加普遍。显然，社会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赋予“七一”纪念的社会情怀产生了回馈反应。那么，社会民众为什么会有这种回馈反应？“七一”纪念在民众心目中占有什么地位？民众以自我方式纪念“七一”究竟传递了什么样的情感？“七一”纪念日化为社会节庆时刻究竟说明了什么？等等。这些疑问难以在重视“政党故事”的“七一”纪念叙事表达中得到彰显和诠释，即使对社会民众纪念行为有所描述，大抵也是政治认同或纪念功能的效果呈现。因而，“民众故事”同样是“七一”纪念史中的关键构成部分。研究者要加强以社会民众为叙事对象的考察，深刻分析民众产生纪念行为的社会环境，从中考察社会条件构成的影响，尽可能多地叙述“民众故事”，努力扩充“七一”叙事内容，如此或可更完整地呈现“七一”纪念全貌。
一部中共纪念史，既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念活动的历史，也是社会民众组织纪念活动的历史，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庆祝或纪念的历史。毋庸置疑，中共纪念史研究理应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重点呈现纪念日及其纪念活动对于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价值，但是也应该重视“民众故事”，书写纪念日及其纪念活动在城乡社会中的生存图景，显现社会民众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强调“民众故事”的叙事，并不是要冲击或削弱“中国共产党故事”的主角地位或置换“中国共产党故事”，而是要进一步扩充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叙事内容，增强学术研究的宽度和厚度，在此基础上，尽力寻找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众在纪念活动中相互之间的“交融故事”，或许能够进一步提升研究的说服力。
三、“集体记忆”：中共纪念史研究的效能诠释
纪念效能的诠释是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关键构成，即研究者如何评估纪念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功能，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研究目标。现在来看，研究者侧重于观察和呈现中国共产党赋予纪念活动的政治期待以及这些政治期待传播与落地的基本情形，重点分析纪念活动中承载政治期待的文本话语、活动场景、仪式规制、象征符号、传播媒介等环节和链条，以此诠释纪念活动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这样的研究取向在很大程度上透视了中国共产党围绕纪念日进行的政治追求，揭示了纪念政治在组织发展、政权建设、思想传播、形象塑造、关系协调、整合资源、社会动员等方面的功效。
虽是如此，经常聚焦于政治力量如何谋求政治目的的观察和解读，难免强加给中共纪念行为额外的目标意图，或者将纪念文本中的阶段性意图理解为长时期的政治追求，或者这些目标意图本身并不存在，形成单一的以功能主义为主导的诠释框架。这种效能诠释虽然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发掘中共纪念政治的诸项功能，但也让中共纪念史研究的纪念效能评估掉入“处处都是政治设计”的诠释陷阱，无形之中割裂了社会环境中事件、事物和人的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联，极易造成较为生硬的纪念效能诠释，这不仅无法提供真正有说服力的效能诠释，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理意义，成为制约中共纪念史研究茁壮成长的障碍因素。因而，中共纪念史研究亟须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效能诠释，而习近平纪念讲话中关于集体记忆塑造的纪念指向，则为缓解这一难题提供了路径方法。
记忆既是对过往的识记和保持，也是过往在现实生活中的再认，更是每个人沟通过往与现实的情感活动。因而，集体记忆往往意味着每个个体都对同一过往产生趋同的价值判断，进而引发现实中的情感共鸣，带来行动合力。对于政治力量而言，将自身的政党记忆与社会的个体记忆互融从而生发集体记忆，并促使集体记忆走向民族记忆、国家记忆乃至世界记忆，无疑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政治追求。纪念日作为同一过往和现实的时间节点，其纪念活动往往是生产集体记忆的重要脉络。
整理和研究习近平纪念讲话，可以明显感觉到，记忆话语是纪念讲话中核心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塑造集体记忆的追求。习近平特别强调与纪念对象关联的历史记忆，无论是历史事件纪念还是历史人物纪念抑或涉及外交关系重要时刻的纪念讲话，都注重使用呈现历史回顾、评价历史地位、总结历史经验的记忆话语，并以此为基础联系现实，提出行动措施和现实启示。比如，习近平历史人物纪念讲话都是以缅怀人物历史功绩为先导，进而追思人物的革命精神、光辉思想和崇高品格，最后以激励当前作为结束语。这样的记忆话语在不同纪念场景、不同纪念层次、不同参与群体中不断循环和强化，极容易引发情感共鸣，促生集体记忆。正如有研究者所言，习近平纪念讲话“以一定的话语逻辑与理路，将原有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进行理论化提升，精炼化表达，赋予其新的价值内涵，使之成为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精神力量”。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尝试唤起和再现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或形成新的社会的集体记忆，这是它最乐意看到的纪念效能”。习近平纪念讲话注意集体记忆塑造的期待，提醒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要发现和梳理集体记忆产生和发展的材料线索，探寻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记忆是如何形塑和整合社会中每个个体记忆并最终达到融合的历史脉络。换句话说，研究者要尽可能多地发掘和呈现中国共产党“最乐意看到的纪念效能”，以此作为最有说服力的阐释案例。集体记忆的寻求和再现，不仅让研究者能够继续勾画中共纪念政治图景，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而且促使研究者进一步发掘社会民众对待中共纪念行为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规范，展现“民众故事”。因而，这样的探索方向一旦得到充分发掘和呈现，一定是很有力量的诠释中共纪念效能的证明。
其实，将集体记忆的发现作为诠释中共纪念效能的想法，已经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旨趣。比如，将记忆史与纪念史结合起来的研究，能够扩充纪念史的知识结构，充分发挥记忆史的社会史研究路径，从而既便利于观察“纪念活动如何从国家、精英层面传递至社会、民众”的过程，也能够“考察记忆如何借助纪念活动进行社会传递，并成为社会认同的重要资源”的脉络。可见，相对于静态的意图功能的纪念效能分析，集体记忆的探索和发掘是一个动态性的纪念效能展示，既揭示了政党记忆如何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历史细节，也能再现政党记忆与个体记忆互动交融的历史场景。不难理解，主张集体记忆作为中共纪念效能的诠释方向，所面临的核心研究工作在于发现中国共产党生产和塑造集体记忆的技术细节和政治奥秘。完成这种研究工作，除了史料支撑之外，可能需要依赖回归历史场景和建立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研究思维这两项关键要素。
集体记忆的生产往往需要特定的场景，回归历史本身，探究中国共产党组织纪念活动的历史场景，这是再现集体记忆的基本前提。比如，为了更好地保证纪念效果，在如何组织1949年“三八”节纪念活动问题上，中共晋察冀边区十地委特别注意纪念形式与党的控制力相协调，特意在通知中强调要结合地区性质采取相应的纪念方式，明确要求在群众基础好的巩固区应组织开展规模较大的纪念大会，除了县区女干部，也要动员男干部加入纪念大会的组织工作，对于县区干部不能到场的远距离村庄，要安排村干部负责组织召开大会，或者由区干部分小片组织妇女群众开会纪念，而对于群众基础不牢靠的解放区，并没有严格的要求，理由是这些地区党的组织和各级政权尚未建立，组织开展大规模的群众纪念大会颇有难度，所以提出了县区干部可以五里地为半径的地域范围灵活组织纪念会议的意见，对参会人数也未作要求，只是给出了让抗属或贫雇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参会的建议。可见，研究者能否留意到中国共产党努力契合纪念主题与现实时机的历史线索，对于探寻和揭示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尤为关键。
集体记忆的揭示更应该从政党记忆与个体记忆相互融合的纪念场景中寻求线索。比如，深深植入中国社会的国庆节——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对其纪念效能的研究便要着重呈现国家与社会、政党与民众的双向互动。近年来的国庆节休闲化、商业化色彩浓厚，但依然是塑造集体记忆的重大纪念日，毕竟“爱国，是一种天然情感；爱国，也是需要表达的”。所以，研究者一方面要观察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活动向社会传递的爱国感情，如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公祭仪式、国庆盛大阅兵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升国旗仪式等系列政治活动，另一方面也要发掘社会民众借助纪念活动展现自身的爱国热情，如缅怀英烈、观看升国旗仪式、与国旗合影、向国旗敬礼、“向祖国表白”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源于共同的信念共识，以爱国情感为纽带，政党记忆和个体记忆在国庆节这个特定时空中融合为集体记忆，基于此，“国庆的确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节日”。
四、结 语
当前，中共纪念史研究虽然不是光芒四射，但也有方兴未艾之势，如何延续并且助长这种势头呢？“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习近平纪念讲话所体现出来的“大历史观”“民族复兴”“人民立场”等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予中共纪念史研究一种崭新的理论指导，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分析框架。针对当前中共纪念史研究遇到的困境，研究者需要认真领悟和运用习近平纪念讲话给予的理论方法指导，在充分借鉴吸收已有理论阐释工具的基础上，转换话语阐释体系，从中共纪念史中寻求历史正题，以此寻找中共纪念行为的政治脉络和关键要素，从中探索中共纪念政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中国政治化、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历史逻辑，构建属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叙事方式和阐释体系，避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就淹没于刻板的理论预设和机械的叙事方式中，从而“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尽力书写基于中国理论阐释的中共纪念史，这应是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奋斗目标。研究者势必能够提供具有更为宽广的研究视野、更为厚重的叙事内容、更有说服力的纪念效能的研究成果，助力中共纪念史新的研究奋斗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