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毛泽东提出“赶考”到习近平提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经典赶考命题，赶考命题由此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研究视域。从比较的视角审视赶考命题发现，两次“赶考”之路在历史背景、任务指向、形成理路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两次“赶考”之路也存在共同之处，二者皆以党的建设为根本、皆以守住人心为取向、皆以忧患意识为底色。不仅如此，两次“赶考”之路还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建构了中国共产党赶考理论话语体系,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自觉,防范化解了发展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推动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赶考之路；新的赶考之路；历史周期率；自我革命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走好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核心内容的“新的赶考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及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并且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新的赶考之路”核心内容，凸显了以赶考精神完成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担当。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先后两次提出赶考之路。1949年3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京出发。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赶考之路。2021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这明确了新的赶考之路的核心内容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22年1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时指出：“只要14亿多中国人民始终手拉着手一起向未来，只要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与人民心连着心一起向未来，我们就一定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必须高度警省，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由此可见，“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而作出的一种积极主动政党调适行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
爬梳既有的学术成果，学界关于赶考的研究大致为三个方面：第一，毛泽东提出“赶考”之路的动因、内容、要求等方面的研究。第二，习近平提出“新的赶考之路”的相关研究，重点诠释什么是“新”，怎样突出“新”。第三，赶考之路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相关研究，阐释赶考之路是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的。由此可见，学界关于赶考之路的研究成果是分散式的研究，将“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关联性研究成果较为少见。然而，“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虽然提出的时间不同，但都是以赶考为核心概念、都是面临着特殊历史际遇，都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主线，具有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并且，全面准确阐释“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科学内涵不仅有助于回答新时代如何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命题，还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政治理念。基于此，本文试图基于历史比较的视野，深入探讨两次“赶考”之路的本质特征、独特内涵、共同之处以及价值赓续，以此展示两次“赶考”之路的理论图景。
一、从“赶考”之路到“新的赶考之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使命自觉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和习近平分别提出了走好“赶考”之路和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历史命题。我们可以看到，赶考意识始终贯穿于党的历史，而且中国共产党还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境遇不断赋予赶考之路新内涵，这不仅使全党的赶考意识不断强化，还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牢记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能够以“赶”的精神面貌和“考”的任务要求履行好每一历史时期的特定使命。
从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赶考之路到习近平强调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我们不禁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如此强调走好赶考之路？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认识赶考意识贯穿百年党史的深层次形成机理？答案是走好赶考之路根本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
政党性质是认识政党类型的最根本因素。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神圣使命。赶考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以此应对或化解外部风险挑战，突出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觉醒。所以，分析走好赶考之路的动因关键是从内部因素予以考量。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而言，其是无产阶级政党，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使命，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是为了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奋斗，而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奋斗。然而，要想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践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使命，则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比如，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要艰苦奋斗而不能骄奢淫逸，要戒骄戒躁而不能自我满足，等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必然要求走好每一时期的赶考之路，将赶的面貌和考的状态有机结合，以此完成每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性质。
从走好赶考之路到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使命自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天然地具有先进性和使命自觉性，即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简单地充当利益表达的工具角色，而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使命型政党角色。使命型政党有着长远的历史使命与宏伟的目标蓝图，实现这些使命与蓝图既是其执政活动本身的最终目的，也是这类政党自身认定的存在合法性或价值意义之所在，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赶考姿态，切实履行好每一时期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之际，创建之初就被赋予了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这成为从走好“赶考”之路到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使命自觉的实践源泉所在。即是说，从中国共产党本身而言，就是履行以党建国使命的历史必然产物，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分其他政党的鲜明特质。所以，无论是毛泽东提出的赶考之路还是习近平提出的新的赶考之路，实际上都是中国共产党使命自觉的外在表征。毛泽东提出的赶考之路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即将结束长达百年的被侵略被压迫命运，即将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新篇章，那么，中国共产党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而巩固人民政权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要深深思考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使命诉求，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走好赶考之路的要求，目的是使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的使命自觉，把党建设得更为坚强有力，以更好地履行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面执政七十余年的世界大党，中国人民迈向强起来的新阶段；而今，中国共产党正肩负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四大危险”“四大考验”依然存在，管党治党的部分隐患还没有得到彻底消除，部分党员的素质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些差距。所以，面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崇高使命和管党治党的现实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提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旨在通过自我革命切实提升党的建设质量，为中国共产党履行新时代历史使命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可见，从走好“赶考”之路到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归根结底是由中国共产党具备的高度使命自觉所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每一次提出走好赶考之路都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主动化解内外部风险挑战之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使命诉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走好“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坚定和执着，有力消除了党和国家存在的隐患，维系了党的肌体组织健康，充分发挥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国家治理的作用，完成了每一时期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将赶考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质。
二、“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内涵比较
“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时空境遇而提出，各自有着独特的内涵。具体地看，二者在历史背景、任务指向、形成机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需要认识到，探析“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内涵差异是为了更加准确地理解多元化的内涵，展现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变、因事而化的实事求是精神。
(一）“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历史背景不同
毋庸置疑，“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提出和行动的主体都是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国共产党两次提出赶考之路的历史背景却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历史背景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局部执政与全面执政、党员与党组织数量等方面，这是认识“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内涵差异的重要方面。
毛泽东提出“赶考”是在1949年3月。此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局部执政向全面执政过渡的历史境地，中国共产党正经历着一次从边缘到中心的历史转变。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表明，要想准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应当善于以纵深的历史视野予以全面洞悉。因此，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宽广历史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不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即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此历史情境之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思考中国政权兴替史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形成了一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所谓历史周期率是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种客观历史现象的抽象描述。跳出“历史周期率”对于即将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道特别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历史命题。所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葆有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深切地思考中国共产党能否履行好全面执政的历史使命、能否经得起全面执政以后的各项考验等问题，走好赶考之路正是在这一历史境遇中提出。而且，就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而言，1949年中共党员人数大约为449万，中共党员的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83%。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党员的占全国总人数比是比较低的。通过数据可知，当时中共党员的数量是属于人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那么这一小部分中共党员可否跳出“历史周期率”、可否经得住“糖衣炮弹”的考验成为毛泽东提出走好赶考之路的重要现实动因。
习近平提出“新的赶考之路”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的大事，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的难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面对此情形，习近平要求全党继续发扬赶考精神，并结合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进一步思考如何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如：“继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相较于第一次提出赶考之路的区别在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全面执政七十余年的政党，执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全面执政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管党治党的要求，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管党治党考验，特别是“四大危险”“四大考验”依然存在，管党治党任重而道远，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达98041万名，党员数量相较于第一次提出赶考之路时已大幅增多。由此看出，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党员的数量、组织规模、执政环境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些变化既为我们党长期执政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即如何有效进行管党治党、如何履行新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如何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等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做出进一步回答，所以，习近平强调全党要发扬赶考精神，务必牢记初心和使命，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以此强化全党的思想认知和行为规范。
(二）“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任务指向不同
“赶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洞察中国政权兴替史所做出的深切思考，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走好赶考之路使全党戒骄戒躁，以期摆脱“历史周期率”，从而实现长期执政的目的。“新的赶考之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希望通过走好赶考之路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增强全党的使命意识，更好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李自成的教训是理解毛泽东提出走好赶考之路的一个重要视域。对于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来说，为什么要反复提及绝不做“李自成”？回顾历史发现，在带领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城之前，李自成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路顺风顺水。可是，这一切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李自成手下那些士卒也开始疯狂掠抢民财，闹得满城恐慌，民怨沸腾。从进京到彻底败北，李自成在北京城仅短暂停留，最后陷入人亡政息的境地。再结合1949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情况而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捷报频传，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大势基本形成，即将迎来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新的历史时刻。然而，党内却有一部分人滋生了骄傲自满和贪图享乐情绪。诚如毛泽东所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所以，毛泽东此时提出走好赶考之路的主要任务指向就是使全党同志深刻汲取李自成的教训，教育全党戒骄戒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使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打江山还能守住江山，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
纵观习近平关于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系列重要论述，其任务指向主要聚焦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应当注意到，走好赶考之路是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必须结合不同时代的实际而予以创新发展。对于新时代而言，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就是走好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任务指向的赶考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表达这一观点，比如，“时刻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现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所以，我们应当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指向维度来理解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究其缘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同时，也对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考验要求。换言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时代赋予党的一项新考题，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并非轻松的，而是充满复杂考验。因此，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就必须继续发扬赶考精神，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切实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能力，提升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力，激发全党的初心意识和使命意识，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各项任务完成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的目标实践中来检验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成效。
(三）“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形成理路不同
“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深切的历史忧患意识，但二者的形成机理有所不同。具体来说，第一次提出“赶考”是基于中国“历史周期率”而作出的一种积极历史回应，而提出“新的赶考之路”则是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所得出的必然结果。“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形成机理都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应当准确把握“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形成机理，更好地领悟“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理论真谛。
“赶考”之路的提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历史周期率”而作出的一种积极历史回应。从延安“窑洞对”到“进京赶考”，本质上都体现了毛泽东以宏阔的政权兴替史来思考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是否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确切地说，第一次提出赶考更多的是彰显了对全面执政以后的历史忧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即将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前途命运的深切忧思。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尝试了种种救国方案，但无奈都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依然存在贪污腐化的现象，最后落至人亡政息的境地。那么，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是否能经得起历史考验，是否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成为毛泽东提出赶考的重要形成机理。
“新的赶考之路”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所得出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时期与第一次提出赶考之路相比而言，虽然外部环境同样复杂，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处于革命斗争时期，而处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外部环境相对宽松许多。而且，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长期执政，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变，中华民族比任何时期都更为接近伟大复兴。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在这一时期提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表明提出“新的赶考之路”并非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初心和使命意识，为了达成崇高的目标而做出的主动或自觉行为。即是说，中国共产党“新的赶考之路”的提出是一种历史主动行为，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使命自觉，希冀通过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把党组织锻造得更为坚强有力，从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加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简言之，“赶考”之路的形成机理是回顾过去，洞悉中国政权兴替史的教训而作出的一种积极历史回应。“新的赶考之路”的形成机理是面向未来，聚焦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三、“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共同指向
“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核心概念都是赶考。所以，这决定“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必然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皆以党的建设为根本、皆以守住人心为取向、皆以忧患意识为底色，表明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将赶考精神延续至今，使之激励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完成各个阶段的历史使命。
(一）“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皆以党的建设为根本
从话语释义的维度而言，“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共同话语是“赶考”，而“赶考”的行动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只有把党建设得更为坚强有力，使党能够更好地胜任领导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在第一次赶考之路中，毛泽东提出的“进京赶考”的应考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思考中国共产党能否经得起全面执政以后的思想考验、政治考验、经济考验、作风考验等，而要想成功应考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使各级党组织能够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革除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中坚堡垒作用。同时，“赶考”着重强调党员队伍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因为，党的建设关键在人，党的建设质量如何也是靠人来体现。尤其是第一次赶考之路，中国共产党正经历从局部执政向全面执政转变，许多党员能经历革命斗争的考验但能否经得住“糖衣炮弹”的考验则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关注领域。习近平提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是置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语境下党的领导能力是否能得到充分发挥、党员是否能践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使命等党的建设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考，在这场大考中必须切实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统筹一切积极因素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中来。我们可以看到，“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都是要求以党的建设为根本，聚焦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刀刃向内的勇气革除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的沉疴弊病，不断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和长期执政能力。
(二）“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皆以守住人心为取向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百余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行为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守住人心。从目的论来看，“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都是为了守住人心。并且，“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中的应考和检验是辩证统一的。顾名思义，既然是赶考就需要明确谁来检验赶考成绩。尽管两次赶考的内涵和任务不尽相同，但“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最终皆是由人民群众来检验赶考成效，所以说，“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皆是以守住人心为取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如此强调人心是因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不仅要从具体的实践操作方面加以理解，还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使命，故而，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实践行为归根结底就是代表人民利益和维护人民利益，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守住人心的过程。基于此，从人心政治视角审视“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发现，二者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守住人心。具体而言，毛泽东提出“赶考”的一个直接动因就是反思李自成的历史教训，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源就是丧失了人心，而人心一旦丧失，政权必然不复存在。故而，毛泽东要求全党走好赶考之路，始终保持“考”的紧张姿态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凝聚人心来迎接执政以后面临的各项挑战，最终达到守住人心的目的。习近平提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同样是守住人心的实践必然。党的十八大以后，经过不懈奋斗，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在不断发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客观存在。因此，习近平审时度势提出走好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任务指向的新的赶考之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契合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民心所向，但也必定会面临诸多艰难险阻，解决之道就在于发扬赶考精神，通过不懈奋斗来赢得人心。不难发现，“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皆是以守住人心为取向，原因在于人心是长期执政的根本因素，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党就能无往而不胜。
(三）“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皆以忧患意识为底色
深切的忧患意识是“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共同底色。忧患意识是指个人或组织对人类、社会、国家、人民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和危难抱有警惕并由此激发奋斗图强、战胜困境的决心和勇气。通俗而言，忧患意识是对个人或组织所预判的情形（尚未发生）而产生的社会心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社会心理并不是消极的，而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心理，通过思考可能发生的情形而奋发图强，力图将担忧的情形予以化解。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政党。习近平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百余年以来，“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赶考”的忧患意识体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担忧中国共产党在成为全面执政的政党以后，是否能够摆脱“历史周期率”，是否能够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和赢得人民群众支持，是否能够将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变为现实，等等。所以，毛泽东才以“进京赶考”来以古喻今，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即将全面执政以后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深切忧思。“新的赶考之路”同样体现了深切的忧患意识。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面对成就，习近平要求全党继续发扬赶考精神，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赶考之路。为何强调将赶考之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联系？这是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不仅决定了其使命之崇高，也决定了其任务之艰巨。当今世界，实现现代化是各国共同的发展目标追求，而我国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地域广等因素致使实现现代化更加不易。所以，必定需要全党为之付诸更为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因此，习近平强调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如期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深切忧思，希望全党通过继续发扬赶考的精神来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各项任务部署。
四、“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价值赓续
以建党百余年的大历史观审视“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发现，其经历了一个从概念提出到实践展开再到价值赓续的过程。如今，“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已经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范畴，其价值具体体现在理论、实践、现实和发展四个层面。
(一）理论价值：建构了中国共产党“赶考”理论话语体系
话语是包含价值的文化符号系统，具有身份标签和价值引导的独特作用。两次提出走好赶考之路，使赶考不仅成为一项实践命题，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赶考理论话语体系。纵观赶考理论话语体系，主要是由四个方面组成：一是明确了赶考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完成的领导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使命自觉，走好赶考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二是明确了赶考的对象需要从内和外两个维度予以理解。内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要经受住历史对自我的考验，即党的建设水平是否能够胜任历史要求。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时期有着不同的时代任务要求，赶考必须立足时代中心任务而进行。三是明确了赶考的力量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赶考虽然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但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赶考的过程中需要主动融入人民群众中间，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到中国共产党走好赶考之路中来，帮助中国共产党更好地检视问题所在，这回答了如何赶考的问题。四是明确了赶考的结果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评价。在“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中，时代是出卷人、中国共产党是答卷人、人民群众则是阅卷人。中国共产党走好赶考之路的成效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评价。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从没有任何私利，所有的行为都是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走好赶考之路最终是要接受人民群众的评价。现如今，赶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创新话语，“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从赶考的主体、对象、力量、评判四个方面建构了中国共产党赶考理论话语体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
(二）实践价值：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自觉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总结百余年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贯穿党的百余年历史，是坚持自我革命的生动体现，在接续的赶考之路中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自觉。从逻辑上看，“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提出以后，究竟该如何赶和考成为了重要关注的问题。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来探析这一深刻的命题会有着不同答案。但是，从中国共产党本身而言，走好“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最根本的就是要勇于自我革命。事实上，“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而提出的一种要求，即中国共产党必须以自我革命的勇气使自身能够更好地适应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求。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以“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为具象任务，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自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自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强化了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意识。实践意识是实践行为的先导，对实践行为具有直接的影响。“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赶的精神面貌和考的任务要求，有助于强化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意识，深刻认识到自身与赶考之间的距离，摒弃骄傲自满和贪图享乐的情绪。另一方面，通过“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推动自我革命走向深入。实际上，每一次赶考之路都是自我革命的集中体现。要想走好每一次赶考之路就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地加强党的建设，及时革除党内存在的问题，旨在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提升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力，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国家治理。“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和勇于自我革命是辩证统一的，“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是勇于自我革命的发生基础和展开依据，勇于自我革命是“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实践必然，二者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
(三）现实价值：防范化解了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风险挑战
“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既是总结历史，又是照应当下，更是面向未来。因为“赶考之路”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话语，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好今后的赶考之路。所以，明晰“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价值还应当置于未来发展的语境中予以理解。历史表明，每一次赶考之路的提出都是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即将或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进而以走好赶考之路来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具体而言，第一次“赶考”之路防范化解了党在巨大胜利面前的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是否能够保持清醒、保持戒骄戒躁至关重要。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问题，“考试”就会不合格。所以，毛泽东适时提出走好赶考之路。在走好赶考之路的要求之下，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总体上是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清醒地适应了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历史转变。“新的赶考之路”防范化解了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如何提高中国共产党履行使命能力的重大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此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接续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风险挑战也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这些风险挑战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由此可见，“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发展价值都是指向防范化解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挑战，并通过走好每一时期的赶考之路化危为机，推动解决每一时期的主要矛盾，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四）发展价值：推动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探索和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要叙事场景。所谓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由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的大趋势。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探索现代化的进程。并且，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以，赓续“赶考”之路和“新的赶考之路”应当考察其发展价值，即推动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赶考”之路和“新的赶考之路”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价值体现在两点。一是以赶考的清醒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以此获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动力。无论是“赶考”之路还是“新的赶考之路”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清醒意识，这种清醒意识是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正确认知，准确掌握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准确掌握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优势和短板所在，并且始终保持谦虚、理性的态度来制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政策，有助于激发中国共产党人驰而不息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内生动力。二是以赶考的坚定和执着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赶考的清醒和行动的坚定是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有了正确的思想才有正确的行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赶考的清醒指引下，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形成了以赶考的坚定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将现代化目标由“工业化”拓展到“四个现代化”，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直至新时代正式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逐步成为现实。所以说，从“赶考”之路到“新的赶考之路”，切实推动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总而言之，“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是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范畴。一方面，我们要准确理解“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科学内涵，并明晰二者的同和异，在历史比较的视域中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反复强调走好赶考之路、每一次赶考之路的内涵及特定任务是什么等问题，从而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要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来理解新时代该如何从“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汲取前行的智慧的问题。赶考之路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更是面向未来的。我们应当基于大历史观来把握“赶考”之路与“新的赶考之路”的实践启示，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智慧，使中国共产党通过走好赶考之路锻造更为坚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把自我革命引向深入，从而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人心基础。